前言
由於後冷戰時代第二次全球化所帶來的數波全球產業鏈變化所帶來的已開發國家與前段班開發中經濟體製造業空洞化以及工作零碎化問題以及高度發展經濟體的人口老化趨勢，台灣與歐美和東亞的日韓等已開發世界北方國家一樣面臨了人口老化以及連帶的貧窮老的重要社會政策課題。因此，可以想見，與歐美各國與東亞的日韓等國一樣，台灣的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等各層級選舉的主要政黨政策交鋒也開始出現關於老年選民長照議題的各種政策討論，故而，獲得國民黨徵召參選2024年總統大選的侯友宜在內部整合初步完成之後，除了試圖整合藍白等在野勢力以擴大選票基礎之外，也提出了調整外籍看護工申請必須合乎巴氏量表評量規定以及六十五歲以上民眾除綜所稅前兩成者排富外一律免繳健保費的老年福利政策，也就有其公共政策以及選戰策略上的必然性了。
不難想像，由於民進黨的長期鐵桿支持者除了人數不多的對政治經濟改革有著高度期許的城市知識份子與城市部份中產階級以及相對於國際跨國大企業與台灣本地大型企業集團而言政經影響力相對薄弱許多的中小企業之外，從街頭反對運動時代起民進黨的基本支持者一直都包括了大量的中南部工農選民，侯友宜團隊以及國民黨選戰工作團隊在整合國民黨內部支持之後轉而開始展開各項內外公共政策議題討論宣傳之時，提出請不起本地看護工而需要申請外籍看護工的中南部工農選民可以不再單憑巴氏量表而申請外籍看護工的政策以及提出六十五歲以上民眾除綜所稅前兩成者外免繳健保費的政策，除了絕對必要的高齡人口照護政策討論之外，也就有著試圖釜底抽薪地以高齡福利政策拉攏民進黨向來擅場的中南部工農基本支持者以希望能夠突破民進黨的中南部總統選舉與立委選舉鐵票的選戰策略意涵了。
個人認為，儘管先前台灣許多縣市政府已經推出實施了各種補助七十歲以上中低收入戶健保費的高齡福利政策，然而，一則中低收入戶的定義相對較為明確故而較易估算補助人數與金額，但排除綜所稅前百分之二十的排富政策則因每人每年的個人或家戶總所得與綜所稅納稅金額人數往往一年之內就變化頗大故而難於每年度報稅季後就精算哪些高齡民眾不屬於非排富範圍而必須補助其健保費，而高齡民眾如何確定自己是否不屬於補助範圍而必須每月繳納健保費或甚至必須於下一個報稅季發現自己在新一年度已改屬排富範圍而必須補繳健保費，恐怕會是令高齡民眾困擾的技術問題；二則，以往各縣市政府補助健保費的高齡中低收入戶原本的健保費大致上均只有最低保費的健保費額度，故而較易精算必須以公務預算支付補助的健保費額度，然而，若僅排除綜所稅前百分之二十者，則由於包括了大多數每月薪資所得費基乘以一般保費費率所計算而來的一般保費部份健保費高於最低保費金額故而有其受個人薪資所得變化與總體經濟情勢變化而來的不確定性而難於編列預算並往往必須進行各級政府與衛福部健保署之間的年度年終結算的補退繳補助問題，而在多屬資本利得為費基乘以補充保費費率所計算而來的補充保費部份，不但因總體經濟情勢變動與個人投資成敗起伏較大更為難於行政執行，僅排富綜所稅前百分之二十者而其餘均改為各級政府補助，恐怕並非面對城鄉地區均出現的工作零碎化問題以及農村地區青壯年人口因貧窮遺傳而必須漂流各大都會區謀生所必然衍生的底層社會中低收入高齡者的長期照護安養問題的合理長期政策方案！
此外，在選戰政策辯論與政治交鋒方面，由於在全民健保實施之前軍公教人員的公保醫療補助較為完善，而在全民健保實施後，由於民間公司往往以績效獎金或專業加給等名義將許多實質上為每月固定薪資的薪資所得改列為每月固定薪資所得而低報勞健保，軍公教人員的每月薪資所得納入健保費費基部份因申報絕對透明故而採取打九折計算納入以維持社會保險的公平性，此外，軍公教人員的退休金也視為先前薪資繳交政府退撫基金代為管理而於退休後延遲給付故而不納入費基，因此，儘管2017年與2018年兩年相繼推動的軍公教年金改革已大幅縮減軍公教退休福利故而社會各界對於必須運用農工商百工百業民眾所繳納稅金補貼軍公教退休福利的軍公教福利國問題的長年質疑有所減緩，然而，本身為高階警官公務人員出身的侯友宜以及向來重視軍公教福利的中國國民黨選戰團隊此時提出排富綜所稅前百分之二十的六十五歲以上民眾一律補助健保費的政策方案，其實不無可能受到民進黨方面的猛烈抨擊！
因此，個人認為，包括國民黨侯友宜團隊在內的2024年總統與立委大選藍白綠各黨競選團隊願意開始針對後全球化時代面臨的人口老化與貧窮老問題提出各種老年照護等高齡福利問題對於台灣社會而言絕對是件好事，然而，各黨總統候選人倘若當選後要實際推出要進行立法實施的高齡福利方案之時，恐怕還是必須召集相關團體與學者專家包括各高齡福利團體、各類長照機構協會、公共衛生學者以及健保署與勞保局官員進行完整的政策整合研擬為佳。
個人認為，一個較為合理可行的政策方案應該包括幾個面向，首先，考量包括勞工在內的中低收入人口乃至於退休金闕如的貧窮老人口的平均餘命確定較短故而降低開始補助健保費的年齡至六十五歲乃至於特定符合社會救濟標準高齡退休民眾的補助健保費年齡至六十歲確實有其必要，且所增加地方政府社福預算可以考慮部份或全部由統籌分配稅款等中央政府公務預算編列補助；第二，應該維持以定義較為明確且大致上本來就只需繳交最低保費的中低收入戶為主要補助範圍應該較為符合社會公平正義的社會救濟原則，而屬於資本利得的補充保費部份則因已有必須一定金額以上相關資本利得所得才納入健保費基的規定故而應該排除在全額補助健保費的範圍之外；第三，由於真正的核心議題仍然是面臨人口老化與貧窮老問題的老人照護等高齡福利政策問題，除了每月金額本就不高的最低保費的健保費補助之外，更重要的還是完善包括機構長照與在地社區長照及兩者之間整合照護服務的台灣長照體系的加速建置，其中，除了適度調整僅透過巴氏量表評量的外籍看護工申請規範之外，由於台灣本地看護工乃至於長照機構必然對於大量引進外籍看護工所造成的工作機會排擠效應必然反彈且台灣本地看護工與長照機構在語言與照護技術方面均較外籍看護工為佳，因此，若能透過強化高度失能者的機構長照補助以及補助強化建置與長照機構乃至於基層醫療院所合作的在地社區長照護理師與社工師對於在家在地照護的中低度失能者的社工社福社區長照工作能量，必然能夠讓本地看護工、長照機構乃至於與長照機構和基層醫療院所合作的社區長照工作者有更好的發揮長才機會並減少對於外籍看護工的不全然必要過度依賴，如此才是同時面臨高齡化社會與貧窮老問題的當前台灣社會所迫切需要的高齡福利政策，而對於許多必須北漂大台北或者漂流到全台各大都會區尋找較佳工作機會而將老人家留在中南部農村的青壯年民眾而言，如此整合長照機構與社區長照的完善長照體系建置也才能使其能夠在家中長輩老有所養得到妥適照護而能夠安心工作乃至於在高齡長照等社會安全體系的安持下揮灑創意而促進各行各業技術創新並進而有意義地促進經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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